Tuesday, April 28, 2009

SWINE FLU


“猪流感”来了,
政府敬告市民没事别去人太多的地方。
如果要去人多的地方,
最好戴口罩。

上次SARS爆发期间,
我正好从中国登陆加国,
那次从中国带了一打口罩,
我还在想这口罩用不完咋办,
这几年中,
各种疫情没断过,
口罩也总能派上用场。

今日美加股市对“猪流感”都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航空股下跌、跟医疗健康相关的股票哗啦啦地上涨,
有悲观人士认为,
这次“猪流感”可能会跟上世纪西班牙大流感的破坏力相同。
但愿这只是耸人听闻!
猪你身体健康。

注:猪流感通过空气传播
猪肉里面的猪流感细菌在猪肉加热到70度以上会被杀死。





Saturday, April 25, 2009

春天里来饭局多


明儿是我请公司里“亚洲帮”同事吃饭的日子。本来大家轮流请客,轮到我是最后一个。“亚洲帮”其实没几人,但是上次轮到我的时候,正好冬天来临。冬天到, 下雨下雪多起来,没有人再愿意趁午餐时间出去打牙祭,再加上大家时间总是凑不到一起去,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这个本轮帮主叫大家赶紧排 期吃饭,可是大家说最好等到春暖花开时去吃饭。这个月,总算是见到了春暖花开的景象。我掐指一算,明天这个日子,大家都有空,所以本帮主决意还是请大家去 吃中餐。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Kel 过生日,我们一票20来人去吃日本料理。这20来人里,90%都是土生土长的白人,我觉得和一般意义上的西人去吃西餐也就算了,如果是吃亚洲美食,本身作为一个亚洲人,很难和西人吃到一起去。亚洲人爱吃的,西人有时看了要皱眉头,而西人在亚洲餐馆喜欢的菜目,我常觉得没有吃头。我们在日本料理店,西人一上来就点了一大堆洋葱圈;
接下来,很多西人不肯喝日式酱汤;至于传统日式豆腐,大部分西人认为豆腐有豆腥味,实在吃不惯;西人最爱的寿司是“加利福利亚卷”(我曾经问过一个日本人,他说“加利福利亚卷”完全是按照西方人口味做出来的改良寿司)。 我觉得好吃的日式铁板烧牛仔骨,同桌西人看了直摆手;我点的日式照烧茄子,西人没一个愿意尝试一下;还有鳗鱼饭,我在想西人是不是听到鳗鱼的名字已经浑身 起鸡皮疙瘩了?我还没点秋刀鱼,如果西人看到我大快朵颐没去内脏的秋刀鱼,估计已经不想跟我同桌进餐了。在西人心目中,吃没去内脏的秋刀鱼的性质,跟中国 人爱啃鸡爪和鸭爪的性质没有区别。



千万别告诉西人吃蛇、还有吃其它猪牛羊以外动物的经历,否则,在他/她的心中,中国人可能跟"食人生番"差不多了。





Wednesday, April 22, 2009

桑弧蓬矢



张迷们最近都在大谈特谈她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这本书已由台湾皇冠先行出版,我有幸翻到这本台版书。由于我不是张迷,里面的文字虽好,然自己有些无心应对,如后面有时间,也许会顺手写下几句感受。此处,我想以此书做个跳板,回忆一部叫“
邮缘”的电影。


邮缘” 公映于1984年,那年我开始集邮。在集邮的开始,我的热情是空前高涨,似乎每天回家都要在自己那可怜的几张邮票里消磨时间。糟糕的是,家长们认为我只是 三分钟热度,所以连本集邮册都没准备替我买。没有集邮册,我就用白纸自己糊了个集邮本。看过传统集邮册的人都知道,传统邮册放置邮票的卡口都是透明的,这 样邮票放置其中才能一目了然,而用白纸糊的集邮册,邮票放置其中时,都象藏起了下半身,如果不用手把邮票取出来看看,有时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邮票(那时甚至也没买集邮专用镊子)


邮缘” 就在那个时候公映了。影片的主人公丁大森是个因文革而耽误上学的上海小青年,每天无所事事、不思进取。有次他所在的厂子搞文化考试,丁大森居然在回答中国 第一大江是哪条江时,写的是“黄浦江”。领导看到他的答案哭笑不得,感叹说这批文革小青年的知识水平还不如他解放后带过的扫盲班。丁大森后来认识邮递员周芹。他把自己从各处拼凑来的邮票送给周芹看。周芹问丁为什么鲁迅的邮票会跟鲁智深脸谱的邮票放在一起时,丁大森还美其名曰:他们都姓鲁,几百年前是一家。凡此种种,丁大森的集邮册凸显了他的无知无识和一知半解。本想在姑娘面前显摆的丁大森,显摆不成还丢了丑。


后来,丁大森通过集邮虚心了解各种知识,人变得慢慢充实起来。有次,正好举办厂际知识竞赛,领导临时把丁大森抓上去凑人数,但是领导担心大森的知识水平, 因而嘱咐他无能如何不能开口。领导哪里知道此刻的丁大森已不再是当日的毛头小子,而是可以刮目相看的有志青年了。丁大森从邮票里获得的知识让他学以致用, 当他开始抢答时,真吓坏了场下的领导,但丁大森对答如流,替他们厂拿下了第一。丁大森回答的那些问题里头,有道题是问《红楼梦》里“双玉读曲”的小典故, 丁大森想起“双玉读曲”的小型张,回答说这是指宝黛读《西厢》。


邮缘”是1984年刚刚集邮的我的大爱。集邮可以增长知识兼陶冶情操,这虽然是我早就知道的事情,但这么巧地就被同时上映的邮缘”形象化地表达出来,实 在让我大受鼓舞。仿佛冥冥之中注定好的,我的三分钟热度在电影的催化下一直坚持了下去。后来家长们也认可了我集邮的态度和精神,终于为我买来了集邮册。随 着我集邮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亲朋好友成为我邮票的提供者。大概从那以后又过了两年,我辗转收集到了那枚叫“双玉读曲”的珍贵小型张,联想起前 面看电影时的种种,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了自己已“老”的感慨。


我前前后后看过好几遍“邮缘”,这也是我迄今还能清晰回忆起里面细节的原因。如今,我在《小团圆》台版书的评论里,看到人们把邮缘”的导演——桑弧先生的名字翻了出来,并言之凿凿地指出他和张爱玲之间有过何种关系时,我的心里着实泛起一丝厌恶。《小团圆》在这个时代的出版,客观上满足了太多人的窥私欲。《小团圆》之前,有多少人记得桑弧的名字?一个2004年离世的导演,如今再度被人们津津乐道,不是因为他留下的电影作品,而是因为半个多世纪前他和张爱玲的“花边情事”,这对一个有抱负的导演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桑弧导演和张爱玲合作的“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多年以来常被记在张的名下,而鲜有提到
导演的名字,其实,无论怎么看这两部电影,张爱玲的痕迹都是淡的,电影是很多人心血的结晶,如果非要给它们贴上某个标签,准确地说它们仍应是“桑弧作品”。


桑弧导演原名李培林,据说桑弧这个艺名源自
“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想来青年李培林为自己取名“桑弧”时,也定有番拿云心事吧。








演奏会


下午在一个艺术中心听了一个小规模的古筝演奏会,演奏会的演奏人员既有专业的琴师,也有不少跟随专业琴师进行学习的业余演奏者。把业余和专业的放在一起,其目的是让听众知道专业琴师的教学水平如何,所以,确切地说这个演奏会实则为师生教与学的成果汇报会。


我对古筝一点也不熟悉,除了偶尔在民乐音乐会中听到,平时见到古筝常常会是在古装武侠片中。不过,在演奏会现场,还是能一眼分清专业琴师和业余学琴人士的区别。暂且不提演奏出的音乐效果的差别,从眼睛观察到的,专业和业余可谓一目了然。专业琴师的表情是常见的职业表情,带着一种熟练的热忱可能有时也失之油滑,而业余者要么是面无表情、要么是羞涩紧张;从演奏的姿势上来说,专业琴师是按、是拨、是滑、是颤、是揉,非专业演奏人士除了完全掌握这些手势外,还多一个姿势——“找”。如果心里在找,“找”就会体现在手上。


演奏会上,有一首古筝和二胡合奏的《平湖秋月》,古筝演奏者是专业的,而二胡演奏者的水平相当相当相当业余。古筝和二胡如果配合得好,应当是一种合鸣之声,可是如果其中某个很弱,那么这个很弱的乐器将异军突起。今天的这把二胡真是挑战我的听神经,那一弦一弦的,已经根本不象乐声而是拉树皮的声音,彻底把《平湖秋月》拉成了“污湖残月”。你说,如果这样汇报成果,谁还敢跟教这位学员二胡的琴师学呢?





Friday, April 17, 2009

秀气


今天中午参加公司的一个培训,由于是在午饭期间,所以公司提供pizza和软饮。培训前,先吃了一小片的pizza。由于pizza分得不均匀,所以我正好捡了一片最少量的夏威夷式pizza(正常份量的三分之一),我想等这片吃完了再拿。吃完以后,培训进入关键部分,无法分身出来拿pizza。后来,正好有个空档,我对坐我旁边的80后小妹妹说想不想再吃一点pizza,小妹妹说她也正有此意,我们俩于是端着盘子出了培训教室觅食。出乎意料的是,所有的pizza都被一扫而空。小妹妹说她前面已经吃饱,再要吃只是为了吃换个口味的pizza。小妹妹是吃饱了,可本人没饱啊!就在我们说话间,另外一同事跑出来说,看看你们两人丑不丑,从培训教室溜出来吃pizza,小妹妹灵机一动说,谁说我们是为了吃pizza才出来的,我们是出来扔盘子的,说完顺手把纸质盘子扔进垃圾箱。


培训结束以后,我还没来得及找点零食吃,又急急投入另外一个会议,会议进行到4点的时候,实在觉得自己很饿了,没办法,只好拼命喝水,灌了个水饱。



Saturday, April 11, 2009

转载【冰点】:谁的城市



转载【冰点】:谁的城市

中央电视台新址的电视文化中心(缩写TVCC)着火的时候,李照兴正在上海的一家小饭馆里喝酒。手机响起,朋友在电话里嚷道:“央视新楼着了,我第一个就 想到你。”那个元宵夜,先后有十来拨人跑到火灾现场要为李照兴做“直播”。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对于这场大火,这个喜欢在城市间漫游的香港人一定会很关 注。

今年年初,李照兴的新作《潮爆中国》在内地出版,开篇即断言,央视新址是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缩影:潮,却不平衡,其间还夹杂着虚荣和盲目。“它作为一个目 空一切的建筑,振奋、迷惑、唯美、催眠,它揭示了资本与权力的紧扣和城市开发的野心,它试图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秩序”。在李照兴笔下,这座超一流的建筑,带有几分虚幻的意味,因为“坐巴士从老北京的胡同转到那儿,城市景观就像从清朝驶向了外太空”。

有一次,李照兴从香港背了几本繁体版新书入境。在深圳罗湖口岸,边检人员半开玩笑地问:“《潮爆中国》?是要爆破中国吗?”

书的作者连忙解释,粤语中的“潮”,跟“潮人”、“潮流”一样,有“时髦”的意思。“潮爆”就是很潮、非常潮、潮到极致。只是,他并没有告诉对方,粤语中的“爆”,还有“爆煲”的意思,指“内里积藏得太多,或热得太劲,终会爆破”。

在这本历时5年写就的中国城市文化笔记里,李照兴首选“央视新址”作为“潮爆”的典型。没想到,一场耗资100多万元、却造成数亿元损失的央视内部焰火晚会,为他的判断做了注脚。

“任何东西潮到极限就会爆,就像第一次吹波(气球),吹到最后肯定会爆。”李照兴笃定地说:“怎么让那个波又大又不爆呢?这个没人知道,除非你爆过一次, 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可以吹多大。”在这个乐观主义者看来,“爆一次也好,就知道极限在哪儿了”。这对当下急速飞奔的中国城市化脚步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
冲着天空去的,没有向着大地

作为旁观者,李照兴认为近年来中国饱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是城市的大规模拆迁,而央视新址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与众多北京人对这座新潮建筑不屑一顾不同,客居北京的李照兴一直很好奇地盯着它一点一点地长大。他至今仍记得,2004年夏天,央视新址还只是一块空空的工地。其时争议声不断,工程停了下来。工地上连围板都未遮严实,里面“像一个被淘空的矿洞”。

后来,北京搞了一个以央视新址为主题的展览,随后展览搬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使其一跃成为当代建筑的杰出代表。李照兴也在这次展览中读出了这座大楼试图统领整个北京CBD(中央商务区)的野心。

李照兴本人非常赞赏这座极具创意的建筑,因此他很不理解,这个在国际上备受好评的设计,为什么在中国竟被人们称为“大裤衩”。

元宵夜TVCC的这场大火,更让他感到诧异。朋友们告诉他,现场围观的市民中,大多数的人像在看戏,没有痛惜的神情,仿佛发生的不是灾难。这一点 和李照兴在网络上看到的反应相似,网友们在即时更新的新闻或视频之外,夹杂着评论、讽刺和批判,甚至很快就开始PS创作,以至于李照兴还没回到北京,就收 到了香港朋友转来的“TVCC熊熊燃烧的背景下,咸蛋超人与怪兽对打的科幻场景”。

所有这些都促使李照兴摆脱单纯的建筑美学角度,重新对这座建筑进行考量。他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两方面:一是新盖的东西跟原来的社区不匹配,又对原居民造成了影响。二是它的奢华和夸张,让老百姓觉得耗资巨大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像那场耗资100万元的焰火一样,只是为了炫耀。

2005年夏天,李照兴搬到临近央视新址的光华路。当时周边的建筑还没拆光,工地旁残存着小街小巷。有时,李照兴会骑车过去,在胡同里的小店吃碗面条。在他的印象里,北京的店主通常都很随便,在里面吃饭、喝酒都无所顾忌,有时店主还会端个酒杯来与客人神聊。

然而此刻李照兴看到的却是“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怎么过”的那种迷茫,同时夹杂着烦躁和无奈,“好像很匆忙,巴不得你走,好赶快收工”。当问到具体的问题,比如“要搬走了?”店主人最典型的表情就是摊开双手,做无可奈何状。

熟悉了之后,李照兴开始体会到当地居民的心境。“昨天的街道、昨天的建筑、昨天的邻居都没了,就剩下个‘拆’字写在墙上”。这是央视新址工程指挥部留给那片地区最多的一个字,“手写的黑色大字在圈中挥舞”,只留下威慑力和不安全感。

在一个推介新书的沙龙上,李照兴与读者们分享了这段经历。在他看来,这座巨资缔造的传媒帝国之所以不受民众欢迎,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冲着天空去的,没有向着大地”。
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座建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李照兴的故事,让在座的一位叫姜妍的女士想起了新华社记者王军的那本《采访本上的城市》。那本书的封面让她印象颇深,上面印的就是“央视新大楼与生活在它脚下的居民”,以表现“建筑给城市人带来的压迫感”。而姜妍本人,也是那些居民中的一分子。

2008年年初,姜妍在京广桥旁的新街大院租了间房。每天一走出楼门,抬眼看到的就是那座高高耸立的央视新址。有一天,她开始想:“我们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座建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一篇文章中,她写道:“我每天生活的古老大院,就在被称为‘大裤衩’的建筑之下,这是一个我第一眼看到就喜欢上了的院子,像极了小时候住的军队大院。院 门口配钥匙老爷爷周围总会聚集一群下象棋的居民,他身旁的老式收音机里有时播着戏曲,有时播着评书。没人配钥匙的时候,他会抽空做上几个关蟋蟀的小笼子。 往外走两步,沿街就是个小型菜市场,再然后是呼家楼电影院,一路走到底的话,还能碰上至少3家小卖部。小卖部的门脸很小,都是附近居民自己开的,即使是午 夜回家,他们也会开着,店主亲切地打声招呼,我就买上两袋牛奶回家……”

此时的姜妍并不清楚,就在她搬进新街大院之前半年,央视新址工程指挥部以强制拆迁的方式,“请”走了新街大院11号楼的最后17户居民。据当时的香港《文 汇报》报道,这是央视拆迁指挥部自2005年以来实施的第6次强拆。在此之前,央视工地东西两侧已有近21户居民分5次被强行迁走。

当然,等姜妍来到这里的时候,拆下的砖瓦早已清空,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拆迁的传闻仍然笼罩着这个社区。姜妍还记得,刚入住的时候,时不时有居民挂出国旗,以示抗议。

元宵节当晚,姜妍刚出差回到北京,对窗外的那场大火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很早便洗洗睡了。她的“无动于衷”,算是附近居民中最“中立而温和”的态度了。

在这个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女士看来,这座城市的马路越来越宽,建筑越来越豪华,随之而来的,却是人们和城市的距离日益疏远。她带着几分怅惘地说:“记得小时 候,亚运村还是一片稻田,夏天哥哥会带着我们去逮蚂蚱,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后海一条条古老的胡同,我们常常穿梭在里面去小学同学家里做客,我还记得姥 姥会带着我和弟弟去院子里挖野菜,以及那些趴在地上拍洋画的男孩们……”

姜妍很想知道,今天的孩子以及今天的大人们,是否还会跟这座城市有着这样的亲密接触。她觉得,快速行进的城市,有时候也需要一些人情味儿。那种感觉,可能就像午夜走进小区里,可以顺路就买到一包烟、一袋牛奶一样。

只是,这一切的安全感、归属感或是幸福感,都与那座惊世骇俗的庞然大物,毫无关联。
内地朋友说,香港不过如此

在李照兴笔下,让姜妍这样的都市人感到既兴奋又迷茫的城市,共同构成了“新新中国”。这一术语特指崛起于近10年间的中国城市面貌,是比“新中国”更新一 代的中国:城市的破土开发,街巷的拆建,新样态奇观式建筑的冒起,时尚类杂志配合富裕阶层营造的中国新富式生活,互联网引发的文化,新一代孩子在跟父母辈 完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

所有这一切,都以急迫的“中国速度”向前推进着,时时让李照兴想起“时速超过400公里的上海磁悬浮列车”。

1988年,李照兴第一次背着包独自来到内地,坐上了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他漫游中国城市的旅途。“像跟活在另一个时空的朋友在火车相遇。你望着对座的一家人,对方诧异地打量着你的方便面。隔一条罗湖桥,已是两个世界”。

在李照兴的记忆里,那个年代除了北京,别的城市都没有地铁。长江上航行的也不是什么游轮,而是很破的船。那一代的香港青年流行到大江南北的城市中寻找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21年后,内地的新新人类转而把香港当做购物街。一些去了香港的内地朋友直白地对李照兴说,“香港不过如此”。逻辑很简单,无论拿北京或是上海作比,“楼比你高,火车比你快,地铁也比你新”。

每到这时,李照兴总是笑笑说:“这些并不是城市生活的本真。”然后他会带着回味的表情,开始讲述他曾经居住过的社区。

那个被称为SOHO区的地方处在中环的边缘地带,曾经是香港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不同年代的印刷厂、酱油店、手工作坊已经荒废,于是便有向往低廉租金的小店业主和居民移居到此,很快从一条街发展到几条街。

每天早上,上班族们拿着报纸,站在自动扶梯上,只消10分钟,便到达山下的中环地铁入口。此时不用坐班的李照兴,开始了一天的生活。他习惯走不同的街道, 认识新的邻居,有时路过书店,停下来看看新到的书。匆忙的时候,不想碰到熟人,便改走小路。他在这里发现了8条下山的通路,永远不会是简单的从A到B。

黄昏下班归来,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总是约上三五好友,坐在史丹顿街的咖啡馆外,要几杯啤酒。这里曾是孙中山当年成立兴中会的地方。桌子正对着自动扶梯,邻居、朋友和游客不断在身边走过,感觉就像“看见世界在身边流淌”。

这里有西式的餐馆,也有最传统的小吃。一对老夫妇每天限量卖一种叫“石本仔糕”的点心,吃到嘴里的时候有点暖,会让很多人想起温馨的童年。

需要自己做饭的时候,他便走到杰志街,这个街头的市场是香港唯一可以露天买菜买鱼的地方。听说因为卫生条件较差,港府最近打算提升这里的卫生和供水系统。

在李照兴看来,这样的生活,像极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雅各布斯笔下所描绘的“街边芭蕾舞”。所幸,香港政府并没有试图取缔或是改造这种草根的繁荣,转而通过提升硬件,保留了这个香港最具特色的社区。

有趣的是,在内地游客撰写的香港游攻略里,李照兴备加推崇的SOHO区通常被标记为“可去可不去的美食一条街”。

前门大街的旧与三里屯village的新
随着《潮爆中国》在《明报》上连载,这本书也成了一些香港游客内地游的攻略。香港一家旅行社甚至推出了“潮游中国”项目。凡是李照兴的文中提到的地方,无论褒贬,都在“潮游”之列,包括鸟巢、国家大剧院,还有改建后的前门大街。

2008年8月7日,翻新复原的前门大街开放。李照兴早早就赶到这里,他急切地想知道,几十个知名的老字号重聚前门是怎样的一幅场景。

结果令他失望,因为“真的旧建筑都被拆毁,开发者只打算用一块又一块簇新但仿古的砖头,重塑一个传奇”。

“前门,本来是老北京的繁华心脏,当时满人要把城中汉人排挤到箭楼城墙以外的区域。其时的老字号、名店、药店、鞋店、戏院、食店、舞台,都聚在这儿。草根的繁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与解放后。”这是李照兴介绍给香港人的老前门。

“如今的前门大门,整条街都变成商场,走在其中就像到了影视基地里的仿古街。”在李照兴眼中,这个复古的前门完全是为了让游客消费,没有生活在里面。他断言,这将会是城市改造中失败的作品。

从1988年开始,李照兴每到北京,都要去前门和大栅栏看看,那里虽然乱、破落,但能体验到北京普通百姓的生活。“那个年代,我是游客,我看见有老人住在里面生活,他在喝茶、聊天。我没有归属感,但至少看见别人有归属感。”而现在,“全是游客,全都没有了归属感”。

说到这里,李照兴突然想起,20年前,自己曾坐在前门那间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店里,透过玻璃窗往外看,当时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外面是最典型的北京老 街,面前摆的是最西方的快餐食品。那里面有冲突也有包容,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现在,北京的老街没了,只剩下仍以前门为名的大街,彻底和肯德基连成了 一片。

就在前门大街开放的第二天,时尚购物区三里屯village(英文“村庄”之意)在北京悄然开业。它像一个村庄一样,由各个不同的建筑组合。全球最大的苹果电脑旗舰店的苹果标识,每到晚上就灯光通透,被李照兴形容为“一个晚晚都挂的月亮”。

李照兴最欣赏的是这里开放通道式的设计,每晚商店打烊以后,行人仍可以自由地穿行于步道和休闲广场之间。居住在此的李照兴甚至因此改变了生活方式。原先上 班只能绕过雅秀商场,如今他也可以穿过village,时间充裕的时候,稍作停留喝一杯咖啡。更重要的是,三里屯早已是名扬世界的酒吧街,并没有因为这个 项目而改变,仍然保持着两条车道——在李照兴眼中,这是城市街区理想的宽度。

“前门显然是借‘旧’来炒作北京,三里屯village则是用‘新’来定义北京。”李照兴说,后者的设计师只是翻新了中心区的商业形态,保留住周边的原始生态,由此打造出一个符合现代生活标准的社区,这比前门大街那种推倒重来式的改造要高明得多。

当城市变成主题公园
在漫游内地城市的过程中,李照兴发现,像前门大街这样的“复古”与央视新址那样的“前卫”,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代表。而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示范作用”,更是带动了全国范围内争相兴建城市地标的热潮。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地标吗?”在沙龙上,李照兴提出的这个问题,得到了来自各地读者的共鸣。

一位来自江苏的媒体记者说,几年前,南京设计“1912酒吧街”,号称要弘扬民国文化,实际上处处在模仿上海的“新天地”。最终酒吧街只是绕着总统府盖了 一圈房子,完全看不出有什么民国旧都的特色,弘扬的只是上海的二手怀旧。没想到的是,这个盗版的“新天地”又很快被二三线城市克隆,江苏各地相继出现了“ 无锡1912”“扬州1912”……

一位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的乐评人说,他在深圳看到了造价21亿元人民币的市民中心广场,却没有看到市民。广场上没有遮阳伞,没有休闲坐椅,没有小卖部;没有时尚的年轻人在那儿边弹边唱,没有老头儿老太太们在那儿跳舞,也没有市民散步纳凉。

一位来自青岛的读者说,近几年青岛筹备奥帆赛,海边一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往老城走,建筑还是越来越破,老城区完全没有从中受益。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整个青岛就是一块镶着金边的抹布”。

实际上,在奥运会前后,李照兴也曾特意考察过青岛。通过对比,他得出结论:奥运会并没有改变这座城市。“新的设施跟原来的城市没有太大关系,老城和新城还是隔绝的,出行仍旧是个问题,作为游客,很难从老城舒服地走到海边。”

两次青岛之旅让他想起了同为海边城市的西班牙瓦伦西亚。据李照兴介绍,那里原本有条河穿过城市,后来干涸了,于是规划者把河道变成了公园和草地。置身那座城市,完全可以做个漫步者,很悠闲地从旧区走到新区,再从新区走到海边。

更重要的是,保护传统并不影响瓦伦西亚成为闻名世界的现代都市。被誉为“瓦伦西亚之子”的建筑大师Santiago Calatrava就在通往新区的河床上打造了5栋深具未来感的建筑,包括宛如地面开花的水族公园、远看像头盔近看像鲨鱼嘴的歌剧院、以眼睛为造型的3D 立体电影院,以及一个步道公园和一座应用科学馆。

李照兴认为,这些设计会使游人得到一种从老旧的传统漫步到现代化国度的体验,同时很多当地人在其间自在地工作生活,也会让游客产生一种感觉:这个城市是属 于我的。反观青岛,来到这座城市的人只会在海边走走,而且越走就越觉得“这座城市不属于自己”,看着那些被围墙阻隔的别墅和海景房,感觉像“走进别人家的 院子”。

李照兴习惯把这类理想中的城市称作“common sense city ”(常识城市),这些城市在满足人们生活的基础条件方面是一致的。他觉得这里面包含着理想城市的发展轨迹: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城市。也就是说, 先有城市差异,随后通过文明建设及城市人的改变,达到每个文明城市都共通的common sense。有此共通的基础下,才再去发展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将成为城市的特色。

在李照兴看来,中国城市的问题,是还没有共通性的基本标准,就直接跳到了差异性和奇观性。结果,每个城市都变成了主题公园。

后奥运时代与世博会猜想

2004年之后,李照兴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北京,这让他得以亲身感受到那种超乎寻常的中国速度。“无论是交通也好,建筑也好,街道卫生也好,都因为奥运会压缩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不那么完美。”

他把当下这座城市的状态比作“正在享受事后烟的男人”——高潮已经过去,等着恢复常态,重新寻找回自己的节奏。

李照兴和他的朋友们有些怀念1996年到2002年间的北京,“彼时犹见胡同落日圆,晚风或晨光中人们脚步尚算悠闲。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那时艺术和 文学的地下状态:艺术尚未完全生意化、诗人尚未开始给房地产商作秀、树村(北京摇滚乐基地)仍然存在、我们还有时间和力气去未名湖打雪仗……今天的北京明 显急促得多,十几个大型楼盘在赶工,要拆的胡同与小区迫不及待。我们却再找不到起步1.2元的廉价的士。”

有时候,李照兴也感叹自己对城市的书写已经跟不上城市本身发展的速度。《潮爆中国》的繁体版是在奥运会之前出的,等出简体版的时候,他不得不把很多关于后 奥运时代的观察放了进去。比如怎么善用“鸟巢”,真正把它变成北京市民能够享用的公共空间,而不是仅仅成为游客合影留念的对象。

在李照兴看来,应该把过去几年为赶迎奥运会的超速发展稳定下来,不再从大的角度着眼,转而关注到城市的细节。譬如街道的宽度、流向、便利店的多少、店铺与休闲空间的分布等。这些细节,都是在赶工的时候被忽略的。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关于上海世博会的猜想。“2010,以往当它是个科幻电影的代号,曾经是那样遥远。”

几个月前,李照兴走过上海卢浦大桥两岸,看到的仍是无数咖啡色的破旧厂房,使他不能相信效果图上的场景,将成为2010年这个城市的真相。
“但谁都不会怀疑中国的进度会赶不上。”他说,问题是世博会留下的伟迹,普通市民可以享用吗?真能像口号中所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吗?

李照兴在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公布的计划书上看到:它有节能、注重环保的建设策略重点,包括江水循环降温技术、地源热泵、雨水收集等节能技术;它要展示城市的 散点绿化的重要性;它也要显示有效率的运输及人流系统,包括要在园区内发展类似巴黎的单车租借计划,将来亦鼓励区内的生活可通过单车来解决挤拥和环保问 题……

但这位城市生活的体验者,始终对纸上的东西存疑。

他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磁悬浮快速列车,其建造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浦东机场到上海市区的快速交通问题。然而从实际运作情况看,它只把人送到另一个地铁入口,一个 造价90亿元的项目远不及香港和北京的机场快轨实在,在更大程度上却扮演着观光项目的角色。“有必要用世界上最快的陆上速度跑那个7分钟吗?”李照兴问 道。

在他看来,真正的城市书写,不是历史,不是理论,不是规划,而是每个人真实的城市体验与生活。







Thursday, April 9, 2009




















生时代做过一个题目,假设某人早上9时开始上山,第二天早上9时沿相同的路线下山返回至出发点。请问,无论上山与下山的速度分别如何,是否一定存在某一地点,在这一地点,第一天上山和第二天下山的时刻是相同的?



直到最近才看了Brad Pitt主演的“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2008),除了化妆、灯光、摄影还有Pitt在几场戏内仿佛又回到了他在影片“一条贯穿的大河”中的帅劲以外,整部电影有些让人提不起精神。我在看的时候,不知怎的,就想起了学生时代做过的这个题目。由于Benjamin Button在电影中的生命特征和正常人是相反的,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这个人是个正常人,那么是否存在某个年龄段/时刻,在此年龄段/时刻,他的身体状态和他在电影里倒过来活的身体状态完全一致。



记得老师说此问题常规方法思考很困难,但是把这个问题可以等同于另一个问题来思考,假设该人第二天下山的同时,另有一人完全以该人第一天上山的路线和速度上山。一个上山,一个下山,二人必定会在某处相遇,这相遇的地点这就是某人前一天上山和第二天下山时在相同时刻通过的地点。



所以电影里的Benjamin Button从衰老到年轻的过程中,也一定存在某一个时刻,在那一刻他的体征跟如果他是个正常人(从年轻到衰老)的体征会完全相同。





Monday, April 6, 2009

花之声





今晨下雪了,好惊。
得俢正一下我对这类天气的看法:
并不是春天来得早,
下雪天也会结束得早。
实际情况有些相反,
冬之神徘徊在这个城市的苍穹之上,
欲走还留、欲走还留。
大清早,加拿大癌症协会的工作人员冒雪送来一箱黄色的水仙。
可追溯至上世纪中叶的、最早的那次黄水仙义卖活动,
共筹得善款一千多加元。
而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义卖水仙为癌症协会筹款的活动已推广到不仅全加拿大,
还有美国和澳洲的广阔土地上,
而每年筹得的善款也与当年不能同日而语,
光是一个安大略省善款总额就超过百万。

我把水仙安插在瓶中,
然后在办公闲暇,用余光不时瞥一眼绽放的花朵。
比起冰清玉洁的白色水仙花,
黄色的水仙,仿佛中天的月色,
燦然亮烈。

今天,我还听见了水仙绽放的声音。
尘埃中的每一朵花开无不是大化的奇迹,
而能于静谧中听到骨朵从苞衣中迸裂的细细一声,
又何尝不是上天对人的恩宠。
如此想着,
心情也随着那黄色跳动起来。

Friday, April 3, 2009

好人难寻


今天是和煦的小阳春天气,我望着窗外,总在走神。各位老板生病的生病、在家的在家,乐得我们这些干活的耳根清静。下午的时候明显觉得自己有些精神不济,能做什么呢?繁忙的Q1刚刚结束,照旧显得月初闲得慌。无事可干的情况下,想起我刚看了一半的短篇小说“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Flannery O'Connor)。在家看的是书,此刻没书怎么看小说?我突然反应过来,Flannery O'Connor已经离去很多年了,已故作家的名篇是很容易在网络找到的。我一搜,果然有很多。


Flannery O'Connor是美国南方作家,她这个短篇里的那个老奶奶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A Rose For Emily”里的女主人公。在“A Rose For Emily”中,Emily小姐把自己的情人杀掉以后,把死去的情人放置在房间内几十年,这个故事初读起来颇有些匪夷所思,而读Flannery O'Connor的这篇故事,现实感加强了不少,可是宗教性也相当明显。也难怪,美国的立国基础是基督教,它的文艺史里至少有一半跟耶稣、跟上帝有紧密关联。小说中有一只猫,这只猫可是不祥之物。在主人公全家去度假的时候,老奶奶偷偷地带上了她的猫。后来,老奶奶在途中不小心碰翻了装猫的容器,猫咪跑了出来,猛地一下跳上了正在开车的老奶奶儿子的肩膀。一惊一乍中,车翻了。没有这只偷偷带上路的猫咪,这家人可能就不会遇车祸,不出车祸也不会碰到后面的坏人。故事里的老奶奶的这个形象连同她最后和坏人的临终对话,有些二义性的地方。老奶奶在前文中看起来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她在家人被歹徒枪杀的情况下,她对歹徒说的话充满布道意味,仿佛禅宗里得道的和尚在说“我已经放下了,你怎么还背着”。这种布道是出于老奶奶的良心未泯;还是出于自私心理,想以此感化歹徒从而使歹徒放她一马?作者在这里没有指明。老奶奶这个人物的“二义性”恰好说明成功的文学作品可以做多角度的探讨。老奶奶未能感化歹徒,但是歹徒在枪杀老奶奶后说却说“She would of been a good woman, if it had been somebody there to shoot her every minute of her life." 歹徒在小说中叫“the Misfit”(联系上下文,他与社会确实格格不入),结尾处这个歹徒还说"it is no real pleasure in life."


收录这部短篇的书是“American Short Story Masterpieces”, edited by Raymond Carver & Tom Jenks. 拜译林出版社所赐,我知道Raymond Carver最近在祖国很红,这个人跟我谈谈他的MINIMAL ART,那个人又在博客里谈谈他作品改编成的电影,好象全中国人手一册他的书似的。在翻书之前,我很想看看在Carver任编者的小说集里,他会不会选他自己的作品。答案是“当仁不让”。